{11}（P419）通过对拉兹的基本立场的梳理，可以看出拉兹完全站在一种反对中立的立场来重构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

而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耕地的占用量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农民届时将超过1亿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将既失地又失业。既保护也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条款和这些法律条款的权威性是很宝贵的资源。

各个地方都通过县改市、县改区、建新城、建新区等行政区划调整的办法，扩大城市规模，一些县级市的城区面积也以每年5～6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7] 《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政府基本上是土地征收、补偿与安置的最终决定者和裁判者。三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后应得到平等的市民化待遇，进而让该部分农民提前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据400个城市调查，城市建城区闲置土地占建成区面积的1/4。因此，确立土地所有权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条款，实属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本质要求。[6]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官府试图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实现政权的统治和社会正义，但实际上，诉讼却往往成为恶意欺诈、无理取闹、巧取豪夺的博弈场，并交织着讼师等利益群体的推波助澜和贪官污吏的暗箱操作。

夫马进教授通过对《太湖厅档案》（同治朝）、《巴县档案》（嘉庆至咸丰朝）以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承认与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无讼论相契合的社会形态无疑是存在的。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推故不受理者，罪亦如之。尤陈俊：《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第154-160页。如果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将诉讼简单等同于正义，将协商和调解贬低为无原则和权利的贬损，那么将会导致民众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扭曲，以至摧毁社会治理的根基。

缠讼则是指诉讼程序混乱，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交织不清，多个纠纷、争点和当事人错综纠缠，越级上告频频发生，导致诉讼无休无止、难以终结。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18]在美国，司法尽管被标榜为独立和中立于政府与民众的社会力量，但实质上仍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而诉讼则是国家设立的正式纠纷解决制度。[28]同注[1],夫马进文，第106-107页。[39]诉讼社会的地域差异显示，明清南方宗族等自治共同体的发达，对抑制诉讼有着明显的作用，而北方和移民地区诉讼的活跃则与社会自治弱化成正相关的关系。在那里，原告和被告提出的诉讼文书都很少，几乎都只有一两份左右

[4]自然法立场决定了他在道德观念上的保守性，而他的至善主义立场则表明他坚持法律道德主义的正当性。首先，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要求它的公共管理结构应主动并公开地确认、鼓励并推动和支持真正有价值的行为，并主动并公开地确认和阻止有害的和邪恶的行为，并通过刑法或强制来帮助父母实现教育孩子和年轻人，使他们追求美德，远离罪恶。{4}（P76）毫无疑问，法律会限制人们的不道德信念，然而很多基于其他意图而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同样是对人的信念进行限制，而并没有侵犯良心自由。如果共同体是由个体的实践有机地塑造出来的话，那么它只能把个体那些与此目标有关的那些实践和意图包括进来。

其次，至善主义立场不仅仅要求对侵害自主的行为进行限制，还要求利于个人自主的道德环境的存在。{4}（P188）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要进行慎思性的权衡。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至善主义观点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即把对公民美德的促进和保护作为法律追求的目标，而这样做可能会破坏良心自由和导向专制之路。六、余论在本文的论述中所贯彻的一条线索即是，在不道德行为的惩罚问题上存在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张力。

我们要在概念上区分强意义和弱意义上的法律道德主义。我所选取的这些争议性案件，都涉及到婚姻家庭这种基本的善。在这个背景之下理解哈特与德弗林之争及与之相关的刑法道德化问题是有益的。在这个层次中，我们使用的主要是自然类型的概念。但是，根据弱意义的法律道德主义的基本内容，可以初步地总结出道德推理和论证的几条原则，但是这些原则不是穷尽性的，而且需要不断地反思和论辩。至善主义认为刑法应该用来禁止严重形式的道德恶行，以使人们能实现和维持美善性格的益处，确保人们的生活与其康乐和福祉是相融贯的。

[3]参见[美]约瑟夫·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在任何情况下，立法和舆论都应一丝不苟地尊重隐私。

首先，法律道德主义是政治至善主义在刑法领域的合理运用，但不是无限制的运用。家庭伦理是人的生命这种善的社会延伸，而生命是社会的共同善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所以对传统观点的这一质疑是没有说服力的。以南京换偶案为例，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的设置最佳地体现了刑法道德化的基本面向。

（二）罗伯特·乔治的至善主义理论在道德的法律实施这个问题上，前自由主义时代的中心传统主张法律承担着使人们变得更加道德的辅助性角色。{4}（P1）这样一种传统的道德立法模式预设着多种前提，重要的前提体现在：国家不是道德中立的，而是可以对道德问题做出实质性的判断。{14}（P8）（3）弱意义的法律道德主义主张，行为的不道德性不是对其进行惩罚的决定性理由，而是权衡性理由。因此，自由主义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中立的道德立场，而把什么是良善生活的问题留给了对这个问题有争议的理性个体。

法律道德主义所支持的国家目标是发现并推进和保护道德真理，而反对法律道德主义的理论家则主张国家应该对道德真理问题不置一词，而留给社会成员通过自发的论辩和反思加以解决。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hn Finnis, Law, Morality, and‘Sexual Orientation,Notre Dame Law Review 69（1994） 1049－1076; John Finnis, The Good of Marriage and the Morality of Sexual Relations: Som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42 （1997） 97-134.[5]比如刘江：《别以道德的名义》，《南方周末》2001年11月15日。

拉兹同样主张个人自主的优先性，但他认为在对个人自主价值的保护上，国家不是中立的，而是要扮演至善主义的角色。{8}（P257）相反这个群体除了要求音乐家保持技术性的共同追求以外，应当对音乐家个体的信仰、志向和性道德标准予以必要的尊重。

（2）禁止树立坏的榜样，以防其他人被诱惑而模仿这些行为。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以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其他一般性角色中的参与，深深影响了各种事业机会，并在社会实践所认可和维持的那些社会关系类型的塑造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针对沃尔芬登报告的这种宽容立场，德弗林做出了批评。（4）进行道德对错的教化。{4}（P190）良善的社会环境反过来促进和激发每个人对个人康乐和成就的自主追求和参与，这是对法律道德主义进行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按照弱意义的法律道德主义的限制性原则，我认为国家以刑法禁止公民的聚众淫乱活动是具备正当性的，但是这些限制性原则要求国家在对具体行为的道德性质认定的时候要保持严格的克制，而尽可能地保护与之相竞争的道德价值，比如保护个人隐私，同时也要适用比例原则，防止惩罚过当。

20世纪五十年代，沃尔芬登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关于同性恋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取消对于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的刑事制裁。{11}（P418）因此，除非是为了防止更大的侵害，所以不能运用强制。

共同体必然是政治的，因为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分歧必须诉诸一个公共权威来解决，这个权威代表了所有的人，也要求所有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政治论辩和决策之中。在德沃金看来，人性尊严存在着两个基本面向：第一，内在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客观价值，这个价值关于一个人生命中的潜能。

其次，对于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导向专制，这也是一种误解。共同善是共同体所追求的价值，是一个社会中成员的自我实现和成就的基础，刑法的运用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共同善。